筆者與臺灣汽車產業有很深的淵源。

 

1995年，筆者第一次去臺灣。當時福建省正在與臺灣裕隆汽車集團旗下中華汽車談合資（后來雙方合資成立了東南汽車公司），筆者的任務是考察華擎發動機和對方的研發實力。由于當時兩岸還沒有三通，筆者還隱瞞了黨員和官員的身份，但是一到會場，發現會議桌簽上赫然寫著“董處長揚先生”，原來彼此身份都很清楚。

 

當時的臺灣汽車產業很讓筆者羨慕。一是開放較早，市場發展好，年產銷50萬輛以上。而大陸人口五六十倍于臺灣，當年總產量才140多萬輛。二是零部件出口做得很好，年出口額200億美元以上，而當時大陸的零部件出口僅有20多億美元。三是研發與管理水平高。臺灣的汽車整車和零部件多是引進技術生產，但消化吸收做得更好，性能有所改進，成本有所降低。在管理上普遍采用日本豐田的精益管理，但更加人性化。

 

2008年以后，國民黨在臺灣地區當權，在經濟上實施了“兩岸搭橋專項”。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承擔了其中兩個搭橋專項：汽車和車載資通訊。所以筆者又多次訪問臺灣，考察臺灣汽車產業。

 

這幾次去臺灣，對臺灣汽車產業的印象大不如前。一是市場萎縮，全島汽車產銷量萎縮到30萬輛上下。而同期大陸汽車產量已漲到1000萬輛以上，不可同日而語。二是政策封閉，外資股比仍然不允許超過25%，外匯管制也很嚴格。更為致命的是每輛整車仍然按銷售額25%收貨物稅，嚴重影響了市場的拓展。記得有一次在福州召開兩岸經濟交流大會，筆者在汽車分會場上講“臺灣汽車產業現在慘不忍睹”，結果是臺灣同業朋友一片掌聲，都說這話應該讓臺灣當局聽一聽。

 

撫今追昔，看兩岸汽車產業此長彼消，不禁令人感慨萬千：

 

一是感謝黨中央確定的改革開放大方針，促進了大陸汽車產業的大發展。如果不搞改革開放，也許我們的汽車產業還比不上俄羅斯，甚至比不上臺灣地區。現在我們已經是世界汽車第一產銷大國，建成汽車強國的目標也完全可以實現。

 

二是臺灣地區經濟政策有問題。為政者當以發展經濟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己任，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應進一步開放發展。一味的專心于政黨政治，到頭來是苦了老百姓。

 

三是臺灣汽車產業的出路是與大陸經濟融合。汽車產業是資本密集、技術密集型產業，產業鏈長，相關產業多。這與一般制造業明顯不同。主要靠零部件出口，臺灣汽車產業已經發展到天花板。臺灣汽車產業要想有進一步的發展，必須有大的整車市場支撐，與大陸經濟的融合是必然的出路。臺灣裕隆汽車集團當年也曾自主開發過轎車，那款車叫羚羊，結果只生產了7、8萬輛就不得不退出，因為臺灣汽車市場狹小，一款暢銷車型也只能每年銷售1萬多輛。納智捷這款車也是同樣下場。可惜了臺灣同行的精心開發和艱辛經營。